最新出台《办法》：一把直销与传销的“定界尺”，打击传销的“锋利刃”

对直销行业：从“模糊地带”到“清晰边界” 长久以来，直销行业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与传销活动的边界之困。合法的直销以优质商品和服务为核心，通过面对面销售和人员推广实现市场拓展；而非法传销则以“拉人头”、收取入门费为主要特征，背离商业本质。

《办法》的出台，为这一边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清晰界定。首先，《办法》第十条对“拉人头、骗取入门费式传销”违法所得的认定规则——按“全部收入计算”——实质上为合法的直销模式提供了反向安全港。

其次，新规通过统一违法所得认定标准，减少了地方执法中的随意性，为直销行业创造了更加稳定、可预期的营商环境；《办法》对不予行政处罚是否没收违法所得、违法所得无法查清时如何处理等疑难问题的明确规定，提升了执法的透明度和规范性。对于直销企业而言，这意味着在日常经营和接受监管时，能够依据统一标准进行合规自查，降低了因地方执法差异导致的非市场风险。

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，《办法》有助于推动直销行业从“模式争议”回归“商业本质”。当违法成本的认定变得清晰且严厉时，那些试图打着“团队计酬”等模糊旗号进行违规操作的空间将被极大压缩。这倒逼行业参与者必须将核心竞争力置于产品创新、服务优化和消费者信任之上，从而促进整个行业向着更健康、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。

对打击传销：从“原则性禁止”到“精准化打击” 《办法》的出台，标志着我国打击传销工作进入了更加精准、有力的新阶段。最直接的影响体现在对“拉人头、骗取入门费式传销”的致命一击上。将此类传销的违法所得明确为“全部收入”，意味着执法机关在查处时，不再需要繁琐地区分“成本”与“利润”，违法者的所有经营收入均可被认定为非法所得并予以没收。

这极大地提高了传销活动的违法成本，削弱了其经济诱因，犹如一把“锋利刃”，直指传销活动的资金命脉。与此同时，《办法》对多收或少付价款、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条件等不同违法情形设定专门计算方式，体现了打击策略的精准化和差异化。

然而，《办法》中一个值得深思的“留白”是，其并未明确“团队计酬式传销”的违法所得认定规则。这一方面可能反映了此类行为在认定上的复杂性——其往往与真实的商品交易交织，难以简单套用“全部收入”的标准；另一方面，这也为未来的执法实践和司法完善留下了空间。这种“有所规定，有所暂缓”的立法技术，既保持了当前对最典型、最恶劣传销形态的高压打击力度，也为处理更复杂的商业模式保留了审慎研判的余地。它提示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，在面对涉嫌“团队计酬”的案件时，需深入核查其计酬实质是否真正基于销售业绩，还是变相的人头计费，这要求更高的专业判断能力。

深远意义：为统一大市场筑牢法治基石 《办法》的出台，超越了对具体行业的规制，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为“全国统一大市场”的建设扫除障碍、筑牢基石。传销活动不仅侵害公民财产，更扭曲市场信号，破坏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。通过建立清晰、统一、全国适用的违法所得认定标准，《办法》有效遏制了传销组织利用不同地区执法尺度差异进行流窜、规避打击的现象，为市场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创造了条件。

这有助于让资源在市场规律下实现优化配置，让创新和诚信成为企业成功的通行证。 对于公众而言，清晰的规则意味着更强的法律预期和安全感。《办法》的严格规定与有力执行，将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，压缩传销的生存土壤，保护人民群众免受其害。同时，明确的合法与非法边界，也有助于公众正确认识和参与市场活动，提升全社会的商业文明素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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